疫情、政治与科学—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余智:中国社会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汲取历史教训、对体制缺陷反思不足,在于“政治启蒙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疫情、政治与科学—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1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著名时事评论家郑永年教授对当前武汉肺炎疫情的评论《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该评论批评中国社会对疫情的反应过于政治化,而疏于科学反思,“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甚至从历史与现实乃至国际比较出发,断言中国社会“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

笔者认为,郑永年教授的评论中虽然不乏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但其批评的基调是不正确的:从此次疫情看,中国社会对政府与体制的反思是正确而恰当的,并没有过度政治化;从更宽范围看,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于“政治启蒙缺失,科学启蒙部分缺失、部分过度”。

一、从此次疫情看政治与科学

郑教授的评论开头,左右开弓,批评中国社会在此次疫情中的两种过度政治化表现:一是批评、质疑体制缺陷者(姑且称为“右派”),一是美化、歌颂体制伟大者(姑且称为“左派)”;他进而进而批评这两类人都缺少科学。其实,这两类人,谁都不会否认科学在防疫中的重要性,不会否认郑教授所说的“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只是第二位的……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认为科学比体制更重要。他们所争论的,不是科学与体制孰轻孰重,而是这个占“第二位”的体制本身,也就是郑教授所说的“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郑教授将关于体制本身的争论,转化为科学与体制的关系之争,是转移了话题,模糊了问题焦点。

郑教授进而指出,“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与其他体制相比,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无可比拟。沙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体制抱有信心的根源。不过,尽管沙斯传染病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行为。”

郑教授这段评论似是而非。应该客观承认,SARS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的确有进步。但这种进步远远谈不上“实质性”的。中国社会公众此次对体制的最严厉的批评,就在于有关政府部门并未从上次SARS危机中汲取足够教训,特别是:在疫情发展初期,不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反而为了不影响湖北“两会”的气氛,将8名传播疫情信息的医生当做“谣言”制造者予以处理,还数次发布“病毒不会人传人”等误导性信息;在疫情严重后,还允许举办“万家宴”,并坚持办省级文艺晚会,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的春节团拜会,完全无视公众(包括官员自身的)安全与感受。正是这些,导致了疫情在初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大规模扩散,酿成今日全国乃至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

应该说,社会公众对有关政府部门与公共卫生体制的批评,是客观的,并无过分之处。就连中国中央政法委也先后发文,严厉批评有关政府部门“将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还重要”,并为当初被错误处理的8名“谣言”制造者正名。正是因为对上次SARS危机的教训汲取不够,公共卫生体制改善不够,才导致疫情蔓延,郑教授却说“正是因为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不是批评反了吗?

客观而言,中国现有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比较强。但这种体制动员能力的好处,主要是体现在疫情危机产生、公开化以后的防控方面,例如医疗人员调动、临时医院搭建等。而在防范疫情危机产生方面,如上所述,中国现有体制的劣势非常明显:导致此次疫情危机发生的上述原因,包括事前反应不力、言论与信息管控、无视民众安全与观感等,在欧美发达国家产生的概率要小得多。防范疫情危机的产生,比危机产生后控制其扩大,更具有重要性。

即使看疫情危机产生后的防控,中国现有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譬如,这次疫情危机中,中国的疫情防控支援物资高度依赖于红十字会的的调配体制,就由于红十字会的低效率、不透明等问题而广受社会舆论质疑。而很多欧美国家在类似的社会危机发生后,却能够做到政府在资源方面的迅速、高效集中调配。并没有显著证据证明,中国防疫动员体制就比欧美发达国家强,像郑教授所说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无可比拟”。

其实,郑教授自己也很清楚中国现有体制的局限:“沙斯期间,体制呈现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等待上级,地方领导人等待中央领导,似乎在中央表态之前,地方不可以有所作为,不可以承认疫情危机。因此,隐瞒消息,松懈懒政,好像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等到疫情扩散,上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之后,地方才有了动力。一旦动员,地方又开始竞争,看谁把疫情升级得高、快,比赛地方政府的反应能力。”

这种体制弱点,也正是社会公众特别是“右派”民众所批评的。网络上已经有评论指出,我们要防止以下的舆论倾向:“这个事件以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舆论管制、欺上瞒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以国家主义的胜利结束(全民动员、战时机制、举国体制)。然后,大力宣传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合理性。再然后,等待下一次灾难降临……。”这就呼吁我们对现行体制进行深刻反思。

民众期待这种体制能够得到改进,是合理的期盼,完全不是郑教授所说的“只相信政府,相信领导人,相信官方媒体,而不相信科学”或者“人们相信权力……一旦权力不能作为,人们转而痛恨权力。”期待与相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迷信政府、领导人、官媒与权力的人,的确有,但主要是少数“左派”民众,而非“右派”民众;“右派”民众也只是合理批评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而没有“痛恨”权力;无论“左”“右”民众,均没有因为对权力的不同态度而“不相信科学”。郑教授的批评,混淆不同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将两派民众“一勺烩”,且非常不客观。

郑教授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指责中国民众“除了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个体行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譬如,拒不改变可能导致传染病的吃野味习惯,疫情恶化后仍然无动于衷、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与走亲访友,等等。对民众的这些行为的批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对这次疫情的反思中也包括了这些。然而,有这些不良行为的民众,不一定就是批评政府与体制、“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的民众,不能将他们“一勺烩”。

更重要的是,批评民众、呼吁民众反思这些不良行为,与民众“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并不矛盾。正如郑教授自己所言:“尽管有不少声音呼吁国家立法禁止吃野味,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郑教授自己对有关部门的这一批评,不就是体制问题吗?郑教授对政府有关部门的隐含期待(立法禁止吃野味),与民众“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也许,在郑教授看来,政治、政府与体制并非一回事,政府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是体制存在的问题。的确如此。但正如郑教授自己所言,此次疫情中,政府的问题与体制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而无论是政府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属于政治问题即社会公共事务问题。因此,郑教授尽管可以批评民众对科学的生活方式不够重视,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过度强调了体制或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不尊重科学(乱吃野味)是疫情产生的根源,而体制不完善则是疫情演变为公共卫生危机的根源,两者并行不悖,不必强分主次。

二、从更宽范围看政治与科学

郑教授在评论中,进一步跳脱出疫情问题本身,讨论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并断言“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这很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可能与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郑教授首先谈到西方的例子。他指出,西方启蒙从文艺复兴的科学启蒙开始,后来“重点转向制度的改进”,也就是政治启蒙。他进一步提出:“如果忽视了文艺复兴所产生的科学理性态度,很难理解西方体制的有效性。”这些都大致正确。但他同时也指出了“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并进一步指出:“西方也多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但近代以来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恐慌。以科学的态度对付疫情,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些,不就是客观承认西方体制在管控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存在相对优势吗?这些,与他此前所说的“正是因为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无可比拟”,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郑教授接着谈论中国的历史。他谈到,“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启蒙运动,而非文化启蒙运动。”如果将此处的“五四运动”理解为史学界所称的 “小五四”,即1919年围绕《巴黎和约》所产生的爱国政治运动,那么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史学界也有“大五四”之说,其中包括了从1915年(也有人认为是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而这一运动以“民主”(德先生,政治范畴)与“科学”(赛先生,科学范畴),则显然兼含政治启蒙与科学启蒙。郑教授接着谈到,“用政治方法来组织国家、拯救国家,中国成功了。”郑教授指的“成功”,是指哪一段政治历史呢?还是指政治斗争中获胜的一方呢?其“成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他都没有明说,因此笔者也无从评论其对错。

郑教授紧接着说:“因为成功,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权力的力量,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可以用权力解决。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服从权力,服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学。”实际上,郑教授此处指出的迷信“权力”、“顺民”意识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左派”民众而非“右派”民众存在的问题。同时,他又将“相信政治”与“相信权力”混为一谈。这两者对“左派”民众也许不存在重大区别。但对于“右派”民众而言,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好的政治体制,是制约权力、限制权力的体制,而非“相信权力”的体制,因此,“相信政治”与“相信权力”完全是两回事。郑教授此处再次犯了前面的错误,将左右两派民众“一勺烩”、将两个不同概念“一勺烩”了。

郑教授还指出:“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中国要成为强国,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强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郑教授这种认知,不是没有道理,但显然片面。他忽视了科技与体制(政治)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体制(政治)对科技的强大影响。清代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之所以作用有限,未能挽救中国,也未能挽救大清,就在于只学习了西方的表层即“科学与技术”,而没有学习西方的先进体制(政治)。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则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尽管史学界有人从诸多不同角度,认为他的探索也有很多不足。1970年代末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也是以体制改革(经济与政治双方面),来促进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科技强国”是正确的,但体制改革是“科技强国”的制度保障。这也是中国众多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的共识。

郑教授还将中日两国的科学与体制做了对比。他正确指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后对于科学的重视,但却忽略了明治维新在体制(政治)上的变革与改良。他还提出,“就体制来说,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不知郑教授所指的“中央集权”,是指“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权力较大”,还是“中央政府相对与民众而言权力很大”,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其具体依据又是什么?郑教授这么说,是想将中国与日本做何种对比?两者的“中央集权”又是一回事吗?这些他都没有说清楚,让人不知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又如何以此证明中国相对而言“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

郑教授评论的结尾,提出了关于“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的四点建议:“第一,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第三,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第四,政府须分权社会,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这些建议,本身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些建议都是针对政府与政府官员做出的,本身不就是“政治”,不就是在对政府进行“政治启蒙”吗?既然如此,为何又批评中国社会“政治启蒙过度”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郑教授要将这些视为对政府的“科学启蒙”而非“政治启蒙”,那下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如何才能确保政府依据上述科学原则来办事?这是否需要民众对政府有更强的监督能力?这是否又与体制问题、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最后,笔者想指出,郑教授所说的中国“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很可能与事实相反。

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启蒙不仅没有过度,反而可能不足。正如郑教授所提出,中国现在还有很多民众迷信“权力”,“顺民意识”太强。中国民众的总体政治观念,与国际社会的现代政治观念,还有相当差距。我们承认世界各国人民享有“共同价值观”,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我们24字“核心价值观”的含义与发达国家信奉的价值观也无本质区别,但我们却批判“普世价值观”的提法,非得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在实践过程中也总是加以这样那样的过多“定语”限制。这些都导致我们的话语宣传,往往在国际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政治启蒙过度”,而在于“落后的政治观念过度”;而这一问题,恰恰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启蒙、普及现代政治观念来解决。

另一方面,中国的科学启蒙在某些方面确有不足,但在某些方面却可能过度。郑教授指出的中国民众在科学生活方面的种种不足,的确不能否认,也的确说明科学启蒙有不足之处。但其中部分问题,并非由于民众缺乏科学意识、而是由于一些顽固恶习、体制弊端或其它原因。例如,郑教授提到的民众顽固坚持吃野味,在SARS危机后,民众其实已经意识到它的危害,但少数民众就是恶习不改,主要是由于猎奇或炫耀心态的驱使;而部分民众在疫情爆发后坚持走街串巷与走亲访友,有的是由于政府一开始对疫情的公布轻描淡淡写、没有令他们知晓问题严重性,也有的则是由于自身对风险估计不足。

而科学启蒙的可能过度之处,则在于将科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将科学与宗教信仰对立,将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批判为迷信,却将某些特定信仰当作科学一样崇拜,比普通宗教信仰还要虔诚。其实,在现代科学非常发达的欧美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科学家(包括划时代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等),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在他们看来: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并行不悖,并从属于宗教信仰;科学规律,就是造物主上帝设定的宇宙(宏观与微观)运行法则,要不就无法解释它们的起源;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这些运行法则;科学规律是可以通过实验验证的现象,而宗教信仰则是基于众多科学规律的一种推断;正确的宗教信仰,不仅是为了促人向善,而且本身是就是以科学为依据的。笔者只指出他们的认知这一基本事实,不评论其正确与否。但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国家的多数民众与科学家对于科学的认知,我们应该抱有尊重并试图理解的态度,而非嗤之以鼻,否则可能会被人家嘲笑。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从此次疫情本身来看,还是从更宽的范围来看,郑永年教授关于中国社会过度政治化、“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的评论,都是有失偏颇的。中国的确在某些方面存在科学启蒙缺失问题,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科学启蒙过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存在科学启蒙不足的问题,但这根本不能说明中国社会过度政治化即过度“相信政治”、甚至“政治启蒙过度”。恰恰相反,中国社会的不足,在于没有充分汲取历史教训、对体制缺陷反思不足,在于“政治启蒙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综合上面的分析,郑教授评论中不乏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包括事实不清、概念模糊、逻辑混乱、前后不一,等等。这就使得他的分析给人的感觉非常杂乱,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纠缠不清,经常似是而非。由于这些,他的评论读起来很绕,容易把人绕糊涂,总觉得哪里有问题,却难以很清楚地说出,甚至还会让评论者难以落笔评析。笔者不得不条分缕析,仔细辨别其中的正确与错误之处以及错误根源,大费周章。

郑教授的分析,左右开弓,两面都批,表面似乎客观公正,甚至可以左右逢源。但实际上却并非秉持客观中立,而是左右不分、缠杂不清,可能会导致左右都不买账。他的重心,则是将疫情乃至其它公共危机的责任板子,更多地打在了社会公众的屁股上,而弱化了政府与体制的责任。网络上部分读者因此质疑此文是为体制“洗地”,甚至是“逢迎上意”。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笔者此处不讨论与质疑他的分析动机,只指出其分析的实际效果。

笔者经常阅读郑永年教授的时事评论。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问题,其实也是郑永年教授诸多时事评论中常见的问题。鉴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评论。总起来看,他的评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经常事实不清、概念模糊、逻辑混乱、前后不一,价值判断忽左忽右、飘忽不定,总体看来鱼龙混杂,让人一时惊喜,一时叹息。这或许是郑教授评论的特色吧。

个人感觉,郑教授的文风,与中国著名媒体评论人士、《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毋庸讳言,这些都是笔者的一己之见,供郑教授及其众多读者朋友们参考。

(注:作者为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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